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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NGO的成长,表面上看总与一些国际事件相关,以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,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地桩,可以划分三代机构、三代人。我自 己是在2006年年底第一次接触到NGO实体,及至和朋友一起创办社会资源研究所的时候,已经是2008年的4月,算是第三代NGO吧。

关于人及其所在,许多屌丝、小清新、高富帅都曾经咏唱过,例如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”,“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”等等。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使用了“场域 (field)”这个概念,这个满是张力的词语,让我联想起仙女座圣斗士阿瞬的必杀技星云锁链。布尔迪厄认为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, 这就好像置身于阿瞬部下的锁链阵中,你看不到星云的边界,但却能时刻感受到锁链的束绊。

有太多人和我说不混圈,NGO的大圈,农发、劳工、LGBT、女权的小圈等等,但场域理论告诉我们的是,你说你不混圈,但当你提笔要写、张嘴要说、抬手要 做的时候,忽然想起一些人一些事,于是你婉转了,或者作罢了,这就是NGO场域给你的提醒。它没有地理边界,即使我现在远在伦敦郊外的雷丁小镇,当我试图 要描述NGO场域时,我仍能感受到无形的张力,蔓延过欧亚大陆桥,将我裹挟其中。

作为NGO,总是要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,并以具体的工作方式,设定阶段性目标,来促进问题的解决。在这个过程中,区分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,确定有效路径,并不具有唯一的答案。并且,随着外界条件的转变,还需要对当下的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。因此,仅仅从NGO自身而言,如果缺乏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包容,相互拆台便会成为常见之事。当然,相互拆台多半是发生在“同一层次”NGO之内,即机构创始人资历、机构规模和影响力等都较为接近。

虽然在商业领域也充斥着互相拆台,争抢市场份额的热点事件,但竞争对手的产品雷同度一般极高,并且产品质量有量化标准可以依循。最重要的一点,在于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资金方,通常情况下即普通消费者,数量众多,丢失了一定数量的客户后可以通过整个市场的扩大来维持利润率。

但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市场中,没有人能够描绘一条康庄大道,并且,当你在众多解决途径中做出高低优劣的判别时,首先需要警惕的是自身的社会经验和知识结构是 否已经固化才导致你做出类似的判断。其次,我们还应该提醒自己,那些被认为是失败的解决途径,是否只是因为缺乏坚持的毅力和勇气?对于中国NGO来说,由于需要竞争数量极为有限的资金来源,通过贬低竞争对手来拔高自己的工作手法,或者按照资金方要求来定制工作手法,都是极为可怕的事情。

当公众资金来源受到限制,NGO放弃去改变政府不合理政策的企图,转而提供定制服务或者扎堆在几个有限的资金方里,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资金方决定NGO的工作手法,或者业已成名的NGO创始人通过与资金方的合作关系,决定资金的走向,从而也就决定了哪些工作方式有可能得到资助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,在 NGO内部,服务于社会问题解决的能力不再是决定机构生死的关键指标,“站队”反而成了头等大事。

当然,资助方完全有权利,也应该去选择与自己“志同道合”的机构,但在一个框架的约束下,具体的工作路径应该保持开放,具有兼容性。但NGO“大佬”的存 在,这些业已成名的N一代和N二代中的佼佼者,如果不具有开放心态,在目前的资金环境中,他们会不断塑造自己的复制机构,而不是促成NGO的多元化,从而使得试图挑战前辈的新理念、新模式只能胎死腹中。

我还记得自己初进NGO这个圈子时候,由于还没有长出捕捉场域张力的器官,经常在一些工作坊、研讨会中发表粗浅且直率的见解,之后间接从一些朋友那得知自 己因言获“罪”,从而失去了获得一些资源的机会。持有异见者,是让任何权力者如鲠在喉的事情,无论是在政府还是NGO。只是当时对NGO持有天真想法,以 为此地是权力的净土,现在才大致明白,在任何场域中,权力者永远存在,因为资源分配永不平等。要避免权力失控而产生逐底效应,只能依靠一个制约机制。

可惜的是,在NGO里工作七年,权力制约机制之痒,一直没有等来它的“痒痒挠”。但国内NGO创新力的贫乏、工作模式的雷同、资源的垄断等诸多问题却从未消减过。少数人期望打开公众资金闸口的努力,却一直断断续续,且受到政府忌惮,并且也得不到一线机构的响应。更多的NGO,只有选择谨慎站队,以避免失去 有限的资源,无论这些资金来自国内还是国际。

原文发于2013年《中国发展简报》秋季版。